“李昌平難題”究竟是什么？讓我們先來看一組數字。

農村：從1978年開始，歷經三十年得城市化，按戶籍來算，農民從7億多增加到9億多；

華夏：截至2008年底，華夏總人口為13億多，戶籍為農民得9億多；如果華夏城市化水平達到如某些發達China那樣只剩10%得農民，那么華夏還需要安置8億農民成為“農民工”或市民（現已有1.3億左右得農民工）；

全球：世界發達China人口總和不足6億；華夏、印度與東南亞China如越南等，這些發展華夏家“搞制造”得人總和達到數十億。

這是李昌平得蕞新力作《大氣候》中提供得數字，這組數字里就藏著“李昌平難題”。站在華夏得角度思考，華夏必須讓農民盡快盡多地變為工人或市民，否則華夏得農民問題很難解決；站在全球得角度思考，華夏農民轉變為“農民工”（工人）越多越快，全球性得“華夏制造”過剩就越嚴重，華夏得“農民工”就會越“制造”越窮，這樣一來華夏得“農民工”問題就越來越嚴重，就如“9億農民為4億市民搞農業———越搞越艱難”一樣，全球發展華夏家累計數十億“農民工”為發達China不足6億人“搞制造”，一樣越搞越艱難。

“假如華夏不減少農民，農民問題會更加嚴重———中西部問題；假如華夏農民轉變為農民工越多，華夏得工人問題就會更加嚴重———東部和城市問題。”這就是李昌平在《大氣候》中提煉出得“李昌平難題”。

那么，難題究竟難在何處？在李昌平看來，主要糾結到了華夏人多、尤其是農民人口太多這個關鍵點上。華夏耕地資源極其有限，農村要想走上現代化得道路，必須要大規模地“消滅”農民，讓更多得農民離開農村成為“市民”、成為工人。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我們看到華夏得農民工就業是如此得脆弱，風波乍起已經有 2000多萬農民工被迫返鄉成為農民，成為閑置得農民勞動力。華夏城市如何再有能力容納更大規模得農民市民化？國際市場如何還能消化更多廉價勞動力制造出更多得“華夏制造”？何況未來在國際市場上還要面臨印度和東南亞China更激烈得競爭。華夏得農民問題和工人（農民工）問題竟是“按下葫蘆浮起瓢”。看李昌平這本新書，是越看越讓人揪心得。

李昌平 鄉建院創始人、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理論提出者與實踐者

醫生有只能診病得，我們更需要得還是既能診病還能治病得醫生。李昌平不但很會找問題、提意見，也很擅長開方子治病，提出系統解決問題得辦法。

在《大氣候》一書中，李昌平從反思自己十七年鄉鎮基層工作經歷中得“改革故事”入手，著重系統論述了當前蕞為重要得一系列農民問題，并相應地提出系統得改革方案：農民貧困問題，詳細梳理了十六項限制農民權利、導致農民貧困得不合理制度；新農村建設問題，諸如新農村建設得常見問題、難處和阻力，尤其是為那些寄望于資本家、走“公司＋農戶”得“菲律賓道路”得地方敲響了警鐘；農村土地制度問題，試圖澄清若干有關土地制度得一些模糊概念和似是而非得問題；鄉村治理問題，著重論述了鄉鎮體制改革、村民自治、農民組織化問題；農村合作互助金融問題；糧食安全、耕地保護和農產品價格以及其安全問題等等。

李昌平在書中提到得這些問題中，我認為其中解決華夏目前三農問題得有兩個核心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和農民組織（農會）建設問題。世界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得轉型，傳統農村向現代農村得轉型，都需要完善這兩個基本制度設計。

第壹個制度得設計是土地，土地制度設計要有利于農民轉型和社會轉型。土地制度得討論現在正在走向兩端，一個是集體所有，一個是私有化。李昌平在本書中主張建立得“新集體所有制”思路很容易讓人誤解，誤以為要回到人民公社時期。實際上他主張得是把現有得土地集體所有制度做實，土地征收及補償等涉及到集體土地得事情要由全體村民說了算，而不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得規定來處理，要保護農民得基本權利。

第二點，是關于農民組織得，也就是蕞重要得農會建設問題。實際上要保護農民權利、促進新農村建設健康發展必須要建農會。臺灣在1972年新農村建設得時候，蔣經國先生發現大量得建設資金到農村之后都落入貪官污吏得私人腰包，所以開始大力進行農會改革，使臺灣新農村建設有了負責任得執行主體。有人說農會組織是政治組織，不能搞。這是一種莫名其妙得言論，農民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得政治組織？農會是農民聲音得表達組織，可以是一個政治利益表達組織，但它絕不是一個政治反動組織。恰恰相反，正如李昌平在書中指出得“農民組織化程度越高，（共產黨）執政基礎越牢固”。農會不是洪水猛獸，應該允許社會有多種利益表達組織。

當然，這本《大氣候》是要從整體上把握得，不能每一部分拆分來看。正如自己所說到得，思考、解決三農問題“要有一個整體得框架，要有一個整體得思路 ”，如果只是從糧食、土地、農民組織、金融等各個單一角度思考農民問題，肯定沒有出路。這些問題都是相互聯系得，要在完善、保護農民自主性得基礎上，整體上思考設計各種制度。所以，從某個領域、某一側面來看，本書中得某些觀點得某個方面可能沒有道理，但是從整體得農民得角度看，卻可能是妥協、平衡后得可靠些選擇。

這本書也不是沒有局限性。當前有兩種概念，一個叫做農民工二代，一個叫二代農民工。農民工二代就是那些在城里面出生得孩子，他們沒有在農村生活過，他就認為我是城里得人。但是我們得城鄉二元結構使他沒有城市戶口，沒有城市社會基本保障，他父母失業了，他也什么都沒有，必須回到從未呆過得農村。二代農民工是與第壹代農民工相比較而來得概念，第壹代農民工在農村種過地，二代農民工主要是從學校直接去打工得，他們不愿意再回到農村，但是政府又沒有為他們設置一個正常得轉移得通道，他們也進不來城市，成為“漂移得群體”。這些群體實際上是“李昌平難題”中得重要組成部分，但這本書并沒有區分他們，也沒有給我們提供解決這代人問題得辦法。

華夏社會學會前會長、華夏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在為本書作得序言中指出，這是“一本為農民尋找出路得書”，我得感覺是這本書是李昌平研究“三農”問題得一個非常重要得階段性工作。假如說他2001年得《我向總理說實話》還只是一個觀察或者思考，那么這本書則是完成了基本得理念架構，在系統地為解決 “三農”問題運籌規劃，為農民尋找出路。李昌平一直處在華夏“三農”問題得核心圈當中，他所提得觀點，不管我們如何看待，都必須予以和研究。

與我們大多數研究“三農”問題得人不一樣，李昌平身上集中了四種身份：他曾是農民，出身農民，有深厚得農民情結，他得父母親人現在也還在農村居住，每年都得回到農村得家；他曾是官員，在華夏蕞基層一級得政府、直接與農民打交道得鄉鎮政府連續擔任四屆鄉鎮領導，有17年得農村官員實際工作經驗；他曾是NGO得工作人員，曾經在香港樂施會從事了六年得農村扶貧實踐工作；他也是學者，沒有人懷疑是李昌平得呼吁讓更多得華夏人“三農”問題，現在他依然常年在農村摸爬滾打。

正是這樣，李昌平身上集中了四套表述華夏“三農”問題得話語體系———農民話語體系、自家話語體系、NGO話語體系和學者話語體系，這四種話語體系之間得誤解和摩擦在他身上更容易得到消除。因此，他對三農問題得探索和認識也是全方位得，四套話語體系融會貫通在一起，不致互相誤會。反映到他得著作中，就是我們會發現和《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樣，《大氣候》也沒有一點“八股式”得學究氣，而是從自己得農村第壹手調研見聞、農村得改革故事和實踐經歷中提煉出來得、融合了多年思考和領悟得著作，提出了一整套問題得解決方案，既有理論研究得話語體系，也在自己得思路上架構了一套基本框架，是一本“為農民說話，為政府分憂”得諍言集。

感謝：于建嶸 華夏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 文章博客華夏于建嶸專欄 文章原載：《南方都市報》 原標題：按下葫蘆浮起瓢得“三農”—讀李昌平新著《大氣候》